网易一元夺宝

{6}(P201)尽管定义一个概念可以让人清晰地理解问题，但是如何定义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同一切有着广泛影响的学术流派一样，没有人能够对原旨主义做出明确而令其他人认同的界定。

同理，行政救济的国际化即在超越国家界限的层面上构建有效的权力问责机制，从本质上讲，就是对国际规制主体的问责，即以责任追究机制达到监督和控制权力、规范国际规制行为的目的，因此，行政救济国际化的核心问题就是问责。在传统主权观之下，无论是行政法国际化抑或国际行政法的提法，均极易引起某些人的疑虑，当然，这其中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内。

[7]取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按其活动性质与范围，以及经社理事会或其辅助机关对其所能提供协助的预期程度，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般咨商地位。在当代，由于社会呈现变化多样的特征，而行政主体需要在社会各方面、各领域进行管制和治理，使得行政公权力容易对相对人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笔者尝试在宽泛意义上对国际行政法作一个简单的界定：国际行政法是指有关跨国或者国际性行政权力行使的法律规制，是全球治理法治化的表现。其后，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35号）第11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 36号）第11条又作出了如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可以参照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笔者尝试以传统行政法的概念工具对这些迹象进行解构，对行政法国际化在当下的表现形态作出适当的阐释。

其次，在签订国际公约或者国际协议后，应该尽快完成相应的国内法转化，树立起守信、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语境下来讨论国际行政与国际行政法问题，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前者：把全球治理作为国际行政行为来理解，并试图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进行某种层面上的有效问责与监督。众所周知，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必须出现法律事实，如果没有法律事实，法律规范将无法落实。

不过，执行主导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机构在非常状态下无所作为，如果缺乏其他国家机构的监督，执行机构独大的特殊现象可能会延续至非常状态结束之后，以致彻底打破正常状态下的国家体制。第一是国家机构之间的统一，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起来，通过国防动员委员会等组织，调动所有的力量共同应对战争。由于功能上的相互依赖等因素，大量的个人、组织之间仍然联合为一个统一体。突发事件直接对社会和个人造成危害，危及社会秩序和个人生命，在这种状态下，社会共同体的存续和个人的生命权成为法律首要保障的对象。

但是与此同时，以国务院为首的各级政府也成为推动中国非常法律形成的另一主要力量。以汶川大地震为例，地震发生后，国务院、中央军委、灾区所在地的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均采取启动相应应急预案的方式进行治理，而不是首先依据《防震减灾法》。

如果法律无法充分调控紧急事件，法治国家的生存将成为严重问题。各部门联合的方式，是通过议事协调机构这种特殊的组织机构。应急状态下的另一法律主体——社会中的个人则成为政府和武装力量救助、管理的对象。在应急预案体系迅速形成的同时，国务院还构建了一个应急管理法律法规体系。

下面根据我国的各类非常法律，分别论述三种非常状态下综合统一体制的现状。北京奥运会这种化解紧急事件的规范治理模式，在上海世博会也得到了再现。《中国行政应急法律制度研究》，第340-343页。非常状态下的综合统一体制影响深远，不仅要求常态社会与其衔接配合，而且该体制的某些部分会留在常态社会下继续发挥作用。

换言之，中国非常法律是必要之法。从战争状态到紧急状态再到应急状态，紧急事件影响的全局性和深刻性依次递减。

3.中国非常法律的实践自2003年中国非常法律全面发展以来，战争状态和紧急状态在我国尚未出现，因此本部分只是关于应急状态下非常法律实践的研究。《国防法》、《戒严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非常法律的主体内容属于授权性规范，政府和政府部门制定的各类应急预案更是仅限于授权，关于公民服从义务的规范远远多于保障公民权利的规范。

(15)闪淳昌、周玲：《从SARS到大雪灾：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发展脉络及经验反思》，《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公民生命权、财产权、人身自由和其他自由权利、生产经营权、休息权、知情权等都应该得以更细致、更具体的切实保障。中央国家机构和全国其他省市各级政府也制定了众多的应急预案，例如《奥运期间证券期货业网络与信息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辽宁省奥运会期间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应急预案》等。在实践中，应急预案不排斥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法律的适用。推动建立一个极其庞大、协调统一的应急预案体系，建构了一个应急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并已经具备了一个法律体系的框架和雏形。授权性自古以来就是多数非常法律的基本特征，但是紧急权力不是随便授予的，只有在必要的背景下才能享有。

例如，《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4条明文规定：政府一旦发出预警之后，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启动应急预案。该宪法是典型的维护正常状态的和平宪法，宪法的绝大多数规定也属于和平正常状态下的规范内容。

为应对自然灾害，1950年2月中央救灾委员会成立，6月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成立。(22)这种方式早在淮河水患、海城大地震等危机的治理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划分非常法律体系组成部门的标准，不是具体的紧急事件，也不是特殊的治理方式，而是不同的非常状态。对这些问题，法学界已经出现了一些相关研究。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战争状态下，力量的集中是最紧迫的要求，缺乏时间进行平等基础上的协商统一。我国传统的突发事件治理方式是事后应付，在SARS危机中付出了惨痛的教训。(53)非常法律是常态法律之外的一类法律，规范的是另一种状态下的国家和社会体制，每一项具体的机制都是非常法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根据《国防法》和《国防动员法》的规定，战争状态下的综合统一主要内容有四点。

⑥突发事件法律体系由战争状态法、一般紧急状态法、恐怖性突发事件法、骚乱性突发事件法、事故性突发事件法、灾害性突发事件法构成。SARS危机过后，应急预案作为一种在安全生产领域较为成熟的规范方式，被推广用来治理所有的突发公共事件。

但是，紧急事件的影响是全面的，在非常状态下，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诉讼法律关系也会改变。完全揭示非常法律的实践是不可能的事，从何种角度切入实践也是一个难题。

⑨中国非常法律所建构的制度，一般认为包括预测预警制度、应急指挥制度、应急处置与救援制度、恢复重建制度等。我国因此建立了应急保障机制，从常态下的国家社会体制中汲取人力、财力、物资、基本生活、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安全、通信、公共设施、保险、科技等等11项保障内容。

在实践中，应急预案取代了法律法规，成为紧急事件治理的基本规范依据。(13)以上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问题。个人的生存权利是政府保障的基本目标，自由权利等其他权利受到一定限制。预警制度、应急处置制度、恢复重建制度仅仅是非常法律的某一具体制度或某一部门。

二是新兴的、政府及政府部门制定的应急预案。与战争状态和应急状态不同，我国当前的紧急状态尚未包括与正常状态的协调统一，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紧急状态下的命令统一。

目前，社会动员和志愿并行成为我国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凝聚统一的两大基本方式。但是，如上所述，政府在应急预案和应急法律的构建中起了主导作用，在应急状态下更是如此。

在刑法、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领域中，非常法律规范分散在常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武装力量本来是战争状态下的主要治理主体，必要时也可以成为紧急状态下的主要治理主体之一。